道与势成为一个银币的双面，相辅相成。
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世家大族之所以能够一茬一茬地出人物，正因为世家大族一代一代地厚积着文化。
然则秦汉以来的漫长岁月里，一面是儒学为君权的转移提供了道理，一面是君权周而复始的转移又在以其直观可见的事实证成儒学的道理。修身和克己都是了无穷期的漫长过程，而其间的努力皆旨在使身心与禽兽的距离日趋日远，以实现一己的人之所以为人。亲亲之统的本旨是在把人合拢来。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旧朝之崩塌，是旧朝已经丧失了这种东西。
前哲所以龂龂仅是者，其于政本之义盖有所真知灼见，非苟焉已也。后者昭示的是一脉同源。所以，墨家的立法过程是民众参与的立法过程，是民立法。
墨者南方在野先生对于这一点认识非常清楚。《帛书老子》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老百姓认为善与不善，不管是不是符合君王的主观，都应该接受。再看《大取》后面对取舍的连续论述。以七患守城，敌至国倾。
从正面来说，互相回报能互相促进情感与合作。墨家所说的忠不是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单向忠君，而是双向的忠。
做为对照无疑是英国的变革。对其他少数民族没有任何来自传统的、血缘的优势。也就是要维护法治，不能维护人治。也就是对回报许可范围、回报手段的规范。
只要将思维集中在民法的普通法进路先行，自下而上逐层实现即可。君亲师不仁则不可法，「尧善治，自今在诸古也。]，说明人们把义（利也）看得比生死还重要。诸侯与君王的互不侵犯条约成为英宪的发端，然后是税收等互不侵犯人群范围的扩展，一步步通往平等和自由的道路。
其中赞阅指广泛观察参照。本文用书中所说染色体类比先秦学派，儒墨等。
不失有罪应该是代表性语句，笔者则称执法必信。这种宪政的精义早在2500年前，甚至在更早的尧舜禹三王时代已经被华夏民族所发现。
这也是墨家「言必信，行必果」主张在法治方面的必然结果。才能在同义的范围内推己及人，要求他人遵守共同之义。害之中取小，求为义，非为义也」。那么当老百姓还在贫困的时候，王公大人士君子的奢靡生活就必然不被人们所同意。先知行重一广泛参照，义本于外、镜于人而修自身。认为「求为义，非为义也」，强求、强制是不正义的。
或者满口天道，什么都往天道里面塞，都会导致人对天道的操纵。那么就谈不上对宪政的高度共识。
这还是我们将思维集中在制度这一问题上所获得的经验。而墨家认为老百姓比君王仁，当然要由老百姓立法了。
而且其后的德音不已，德就是得，那么君子得谁之音呢？显然是得民父母之音。清儒对《尚同》篇的解读连训诂关都过不了[ 参考笔者《墨家的理路•尚同、法治与执法王》 第七部分。
是不是真的高，不靠贤者之名以名正实，而是要靠以身戴行去以实正名。当今中国人恰恰缺少了工具理性和责任伦理意识。天子（政权）的人与器两性之间存在矛盾。正是一个讲天道一个讲人道，天之道和人之道字面相反，而理路为一。
自愚贱者，为政乎贵且智者，则乱《尚同中》」。并向民众宣布并严格执行（其中包括监督里长）起来，如此形成乡级法治。
但三权分立是17世纪末的产物。墨子说天下万国是不能合而为一的[ 《非攻下》「古者天子之始封诸侯也，万有余，今以并国之故，万国有余皆灭，而四国独立。
实际上，重新认真考察《墨子》书中哪些内容是对君王言，哪些内容是对社会言——天人两分。原因很简单，墨者们不挤着去治国平天下，而是广泛分布于民间成为各个领域和社团的贤者。
面对2000年前的这种高度的法治宪政精神体系，不能不为华夏先人的智慧而感叹。民通过惯例法亲自立法，不需要依靠王公大人士君子的善意。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之。所以儒家中国未能正确转型，然后又被社会失序和民族主义操纵所惊吓，重归对圣人和权力的崇拜。
民众参与断案是必然的责任。而且墨家为实现兼爱社会有从精神、文化到制度的整套学说。
第九、形成对劳动的信仰，或者说对完善工具、工作方法和勤俭的信仰。如果认真学习《墨子》一书必能建立回报意识。
《尚贤》讲法官，《尚同》讲执法王，上之所是必是之不就是法官所是必是之吗？笔者通过认真研读《墨子》，更发现了天为贵、天为知而已矣、皆天臣、本先王兼爱交相利非攻等等伟大思想。在老百姓方面，勤俭是脱贫、致富、响应上天「自生与生生」天志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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